
1953年10月1日,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彩旗招展。受阅部队整齐列队,战斗英雄们站在观礼台一侧,人群中有一名身材不算高大、脸上还带着伤疤的志愿军班长,他就是年仅二十三岁的苏文俊。很多人只看到他胸前的一等功奖章,却不知道,一年前的洞子山阵地,他是怎样在弹尽援绝的情形下,面对“抓活的”命令,硬是用一把刺刀杀出一条血路。
这一年多来的战火,把许多普通士兵推到了时代的风口。苏文俊原本只是河北乡间出来的少年,十五岁参军,到赴朝作战时不过二十一岁。七年战斗生涯,让他的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不少,也让他在部队内变成了“老兵中的年轻人”。有意思的是,正是这种看上去有些矛盾的身份,让他后来在洞子山那一仗里,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选择。
一、从“血肉磨盘”走出的班长
时间往前推一年多,1951年夏秋之交,铁原阻击战打得极为惨烈。那片阵地因为炮火密集、伤亡巨大,被许多志愿军战士形容为“血肉磨盘”。苏文俊当时就在63军188师563团,亲眼看过战友一茬一茬倒下,也在那样的环境里摸索出一套贴身肉搏、近距离反击的办法。
铁原一战之后,部队需要在残酷经验中挑出骨干,重整班排。苏文俊表现稳、胆子大、脑子又灵,被选为一连班长。他后来带的这个班,说是“班”,其实更像从连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一小撮狠角色——大多在铁原阵地上活过一轮炮火的老兵,对敌人火力有心理准备,对刺刀见红也不陌生。
1952年进入冬季,朝鲜战场已进入阵地战阶段。表面看是胶着对峙,实际上每天都是暗中较劲。志愿军63军的防线中,有一个位置极为关键——洞子山阵地。这里地势居高临下,谁掌握住,就能威胁附近几个高地的安危。正因为这样,敌人盯上了这里,李承晚军步兵第一师的尖刀连,被专门抽出来充当突击队。
上级把坚守洞子山一线的任务,交给了苏文俊所在的一连。班长带班守关键点,这在当时并不罕见,但能不能守得住,就全凭真本事了。
敌人来进攻时,往往不是轰一顿就冲上来,而是先用美军飞机、坦克、重炮把前沿阵地撕开,再派步兵摸上来“清理”。当时,4架美军飞机在阵地上空盘旋轰炸,3辆坦克的炮口也对准了志愿军2班据守的阵地,洞子山一线被炸得土石翻飞。遗憾的是,这种火力差距,在志愿军战士眼里已经习以为常,只不过又一个难熬的日子。
烟尘未散,地面攻击就跟上来了。敌军尖刀连的几股小分队,趁着爆炸后的空隙,开始悄悄往前爬,试图避开火力点,从侧后突破。对方指挥官站在后方,用望远镜观察阵地情况,想抓住志愿军换班或调整火力的空档,一口气把洞子山攻下来。
就这时候,一件“看着有点诡异”的事发生了。
二、10秒钟解决8个人的战壕
1952年1月的一个清晨,洞子山阵地上炮声渐弱,硝烟却仍缠绕在壕沟上方。苏文俊在战壕里不断观察,心里很清楚,炮火一停,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。战壕这玩意儿,守好了是生命线,失手了就成了敌人顺势推进的通道。
不一会儿,他发现对面山坡上有几抹黑影紧贴着地面移动。敌人很有经验,利用地形一点点往前挪,尽量减少暴露。距离拉近后,大约有8名韩军士兵突然猫腰冲刺,一头扎进战壕边缘的死角。按常理说,这种情况下,战壕里的守军要么被打个措手不及,要么陷入短兵相接的混战。
然而,敌军指挥官通过望远镜看到的,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幕:那8个人刚跳进战壕,几乎没掀起什么动静,紧接着,战壕这边猛地出现一个浑身带血的身影——苏文俊。他手里握着刺刀,整个人像从泥土里蹦出来一样,朝着敌方阵地方向冲了过去。
敌军指挥官心里一沉:这说明战壕里不是乱成一团,而是有人捏住了主动权。事实确实如此。那8名韩军刚跳进来时,苏文俊的冲锋枪还在手里,先是一梭子子弹扫倒5个人,剩下3个距离他不过三米。这个距离已经近得来不及再上膛,他干脆把枪往战壕一靠,抄起刺刀就迎上去。
战壕空间很窄,双方闪躲余地有限,胆子谁大谁就占先手。在这样几乎面对面贴上的距离里,犹豫一秒就是生死差别。苏文俊没有后退,反而抢一步压上去,短短几秒,两个敌兵被刺倒,最后一个见势不妙想翻身往外爬,被他从后面追上,一个绊腿摔倒在战壕底,再补上一刀,彻底失去反抗。
整个过程不过十秒左右,敌人从跳入战壕到被解决,几乎没能形成合围。远处的韩军看到这一幕,自然不敢再贸然凑近,躲在掩体后面迟疑不前。这一段近身搏杀,有点像教科书式的案例:利用地形,先用短点射压制,多余的留给刺刀解决。不得不说,对一个二十二岁的班长来说,这样的冷静和果断,并不多见。
这一回合打完,他所在的阵地暂时稳住了。可是,对方毕竟有飞机、坦克,还有后续部队,洞子山这一场争夺战,远没到结束的时候。
夜幕降临后,阵地恢复了短暂的安静。志愿军这边伤亡不小,火力点也有损毁,很多地方得临时补救。苏文俊腿部、手臂多处负伤,走路有些跛,但他还在战壕里来回摸排,把手榴弹几颗一捆、分散摆在关键位置,像下棋一样把各个拐弯处布置妥当。
那一夜气温很低,山风顺着壕沟灌进来,人还没睡,身子就凉透了。就在这种情况下,远处又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静,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规律。老兵的耳朵很敏感,苏文俊一听就知道,不是野狗乱跑,是人拖着武器慢慢往前挪。
他压低身体,摸到准备好的手榴弹,心里大致估计了一下距离。等到对面黑影接近到一定范围,他先扔出一枚,紧跟着又甩出好几颗。爆炸声在夜色中炸开,碎石和泥土混着惨叫声飞起。韩军原本想趁着夜色接近阵地边缘,被这一连串手榴弹打乱了阵脚,只能暂时后退。
趁着对方混乱,他端起冲锋枪,换上弹匣,朝敌人聚集的方向扫射,子弹一串串压过去,逼得敌人趴在地上动弹不得。洞子山阵地一时之间又冒出火舌,黑夜里显得格外刺眼。
有意思的是,为了让对手搞不清楚守军力量,苏文俊不断换位置。一会儿跑到战壕左边开火,一会儿又回右边扔手榴弹,动作频繁,却尽量控制脚步声不被听出。对面听到的只是忽左忽右的枪响,很难判断这里到底有多少人,是不是还有预备队顶上。
这一夜打到后半夜,韩军始终没能摸清情况,只好暂时撤回一点,为第二天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。洞子山阵地勉强挺住了,但损失同样不小,多名战士倒在壕沟边上,有的连名字都来不及记下。
三、“抓活的”的命令与三人包围
洞子山一战进入到1952年1月的第二天清晨,局势变得更加严峻。上一天的反复冲杀,志愿军一个班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。到了第二轮进攻开始时,坚守前沿的那个班,几乎只剩下苏文俊一个人还勉强站得起来。
敌人显然受了刺激。李承晚军第一师师长前一天的进攻受挫,脸面挂不住,按当时的记载,他在后方训斥手下时话说得很重,大意就是“精锐部队一个连拿不下一班的阵地,是耻辱”,并要他们用鲜血洗刷。这种话在士兵耳朵里听着刺耳,却也反映出上层已经下了死命令:洞子山必须拿下。
于是,新一轮进攻规模明显扩大,一个整装连在美军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压了上来。炮火再次覆盖阵地前沿,山坡被炸得坑坑洼洼,原本勉强修好的工事又被掀翻。志愿军这边,能用的火器越来越少,能扛枪的人也越打越少。
等到烟尘稍散,敌步兵开始爬上来时,前沿阵地上实际还在抵抗的,只剩下那名班长。此前的战斗中,他已有五处受伤,身上衣服被血水、泥土黏成一片,摸摸身边,弹匣空了,子弹用尽。
这种情况,对常人来说几乎意味着结局已经注定。但在当时的战场上,很多志愿军战士心里有一条很硬的底线:宁死不当俘虏。苏文俊也不例外。他把已经无法再射击的冲锋枪放到一边,重新拔出那把陪他打了多次近战的刺刀。刀锋已经有些卷刃,却仍然是手边最可靠的武器。
就在这时候,他隐约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笑声,带着一点兴奋和轻蔑。是韩语,语调很高:“抓活的!”短短三个字,透露出的意思很直接——对方打算留他一命,把他当战利品。
试想一下,一个孤身负伤的班长,面对的是端着枪、背后还有坦克掩护的整连敌军。他如果此刻举手投降,可能真能保住性命,但在当时的环境下,这种做法不光难以被战友接受,他自己恐怕也咽不下这口气。
“你们这些家伙,想抓活的?”据战后回忆,当时他在战壕里低声骂了一句,声音不高,却咬得很重。随后,他并没有等敌人完全围上来,而是主动从掩体后跃出,朝着最近的一股敌兵扑去。
面对冲上来的身影,前排几名韩军明显愣了一下,没想到对方居然在形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还敢反冲。犹豫的一瞬间,苏文俊已经贴上去,刺刀一个横挑,捣向第一名敌兵的胸腹,再接着顺势一转,撞上第二人。近身搏杀时,枪反而碍手,刺刀和刺刀,对在一起就是硬碰硬。
左侧的敌兵试图抬枪格挡,被他借势一撞,身体失去平衡,倒在战壕边缘。右边那名想后退抽身,却被他追上一脚绊倒,等对方摔倒的瞬间,刺刀已经压了下去。这个短促的冲击里,前排几个人几乎没来得及展开阵型,就被打乱。
不过,以一人之力再怎么猛,也不可能长期压制整连部队。连续突刺之后,他感觉刀刃明显钝了,刺入阻力变大,动作也不再那么利落。见势不对,他迅速往第二道战壕退,打算利用地形再拖一阵,把敌人进一步引进来,给后方抢时间。
刚跳出原来的战壕不远,他就被三名韩军从侧翼绕上来,卡在一个相对开阔的空地上。对方看清他身上的军装,知道这是个狠角色,其中一个身材高大、神情狰狞的敌军军官举枪指着他,用韩语喝道:“投降,你跑不了的!”
战场上这种场景并不少见,有时敌人出于“留个口供”的考虑,确实会尝试抓俘虏。可对于很多志愿军来说,“被抓活”反而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结局。苏文俊当时的回答,按照流传下来的说法,大意就是:“宁可死在这儿,绝不当俘虏。”语气坚决,不带商量。
敌军军官脸一沉,挥手示意同伴包抄。从位置看,这三个人呈品字形把他夹在中间,试图从不同角度同时压上来,利用人数优势拖住他。但近身搏斗跟集群射击不同,人多未必一定有利,尤其是在伤员仍然保持着攻击欲望的情况下。
苏文俊没有等三人全部靠近,而是先抢一个方向下手。他突然向左侧敌兵猛扑,刺刀直刺对方胸口。那人没想到他还敢主动出击,下意识地往后缩,却反被刺刀追身捅中,身体一软倒下。动作完成后,他顺势把尸体往前一推,当作临时掩体,挡住了另一个方向的视线。
剩下的两人反应过来,一人抽枪瞄准,他迅速向侧面滚开,避开正面射击,趁着对方调整枪口的空隙,再次逼近。短短几个呼吸间,第二名敌兵也在近身扭打中被撂倒。最后那名敌兵见势不妙,心里明显发虚,有后退的动作,他眼睛一冷,咬牙顶上去,用尽力气把刺刀捅出,把这场三人包围在几秒钟内硬生生扭转过来。
从“抓活的”命令发出,到这三名韩军倒下,时间并不长,但对当事人来说,每一秒都拉得很长。这一系列动作完成时,他已经是强弩之末,只能靠意志支撑。就在这时,后方的援军终于赶到,看到前沿一带还有人在动,纷纷冲上来接应。
战友们跑近时,发现他整个人靠在土坡上,满身是血,胸口剧烈起伏。有人顺口问了一句:“还能动不?”他只是勉强笑了一下,说了句“没事”,便不再多讲。加上之前战斗中用刺刀解决的那几名敌兵,统计下来,这一仗他单凭刺刀,就刺杀了11名敌军。这种数字,放在以火力对比为主的阵地战中,确实显得格外醒目。
四、一等功后的另一种选择
洞子山一战结束后,部队总结战况时,把这一串近战细节记录下来,并上报。志愿军内部对这种在极端不利情况下坚持到底的表现,一直很看重。苏文俊因此荣立一等功,被授予“拼刺杀敌二级战斗英雄”的称号。他使用过的那把刺刀后来被集中保存,成为朝鲜战争纪念馆中展出的实物之一。
1953年,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。10月1日,新中国第四个国庆节举行时,许多在前线立下战功的官兵被请到北京观礼。苏文俊作为战斗英雄代表之一,站上了天安门城楼。对他来说,这种场合既是荣誉,也是一个分水岭——从战场往和平年代过渡,很多战士都面临新的选择。
有关部门曾考虑让他去军校深造,毕竟战斗经验丰富,又年轻,有条件成长为一名指挥员。但由于身体伤病较重,加上长期前线作战留下的后遗症,最终体检不过关,进修的机会只能放弃。这一点,说起来难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,却也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:不是每一位英雄,都能顺利走上更高的平台。
退出现役后,他被安排到条件颇为艰苦的河北井陉矿区工作。当年煤矿生产环境恶劣,井下作业危险性很高,但不少复员军人都去了这种地方。一方面是国家需要,另一方面,他们对艰苦环境有一定适应能力,也比较能受得住寂寞。
苏文俊在井陉一待,就是二十八年。其间身体情况越来越差,先前留下的伤病在高强度劳动和潮湿矿井环境的双重影响下,愈发明显。等到实在无力再下井时,组织上安排他转到保卫科,做起了门卫之类的工作,算是减轻劳动强度,让他能在相对稳定的岗位上度过后半生。
有人可能会好奇:曾经在洞子山战壕里以一敌众、刺杀十一名敌军的英雄,后来守在单位大门口查证件,会不会觉得落差很大?从流传下来的回忆片段看,他对自己的安排并没有太多抱怨,更多的是一种“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”的朴素态度。这种心态,说到底,与他当年的战场选择是一脉相承的。
今天,在朝鲜战争纪念馆里,那把见证过洞子山血战的刺刀,被安静地陈列在玻璃展柜中。刀身上的痕迹已经被仔细清理,但仍能看出当年的磨损。对于参观者而言,这只是一件冷冰冰的展品;对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,它背后连着的是一个二十二岁班长,在子弹打光、满身是伤的情况下,面对“抓活的”呼喊做出的回答。
不可忽视的一点是,苏文俊只是众多志愿军战士中的一个代表。无论是铁原那样的“血肉磨盘”,还是洞子山这样的关键阵地,类似的遭遇在各个连队、各个班组中都出现过。很多名字没有被广泛传播,很多人的故事也没有被画进连环画或载入史册,但他们在战场上作出的选择,构成了那段战争记忆的主体。
洞子山阵地的烟尘早已散尽,当时那些短促而激烈的搏杀,只能通过档案、回忆录、实物展品一点点拼出来。苏文俊打光子弹后与三名韩军周旋、刺刀变钝仍不后退的片段,也只是其中一块。它之所以被特别记下,大概是因为,这样的瞬间恰好集中体现了志愿军在那场战争中的一个共通特质:在绝境里不轻易认输,在压力面前把“当兵就要有个样”坚持到最后一刻。
从十五岁参军到二十多岁负伤退伍,从洞子山前沿阵地到井陉矿区井口,再到单位大门口的保卫岗,这条路看似平淡,细想却很完整。战时拼刺刀守阵地,和平年代守矿井、守大门,本质上都是在既定岗位上,把手里的事干到底。这种类型的经历,在新中国早期许多老兵身上都能看到,只是每个人的细节不同。
在这一层意义上,那一年洞子山阵地上回荡的那句“抓活的”,与战壕里传出的回击,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喊话交锋,而是凝固成一个时代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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