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10月1日，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彩旗招展。受阅部队整齐列队，战斗英雄们站在观礼台一侧，人群中有一名身材不算高大、脸上还带着伤疤的志愿军班长，他就是年仅二十三岁的苏文俊。很多人只看到他胸前的一等功奖章，却不知道，一年前的洞子山阵地，他是怎样在弹尽援绝的情形下，面对“抓活的”命令，硬是用一把刺刀杀出一条血路。
这一年多来的战火，把许多普通士兵推到了时代的风口。苏文俊原本只是河北乡间出来的少年，十五岁参军，到赴朝作战时不过二十一岁。七年战斗生涯，让他的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不少，也让他在部队内变成了“老兵中的年轻人”。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种看上去有些矛盾的身份，让他后来在洞子山那一仗里，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选择。
一、从“血肉磨盘”走出的班长
时间往前推一年多，1951年夏秋之交，铁原阻击战打得极为惨烈。那片阵地因为炮火密集、伤亡巨大，被许多志愿军战士形容为“血肉磨盘”。苏文俊当时就在63军188师563团，亲眼看过战友一茬一茬倒下，也在那样的环境里摸索出一套贴身肉搏、近距离反击的办法。
铁原一战之后，部队需要在残酷经验中挑出骨干，重整班排。苏文俊表现稳、胆子大、脑子又灵，被选为一连班长。他后来带的这个班，说是“班”，其实更像从连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一小撮狠角色——大多在铁原阵地上活过一轮炮火的老兵，对敌人火力有心理准备，对刺刀见红也不陌生。
1952年进入冬季，朝鲜战场已进入阵地战阶段。表面看是胶着对峙，实际上每天都是暗中较劲。志愿军63军的防线中，有一个位置极为关键——洞子山阵地。这里地势居高临下，谁掌握住，就能威胁附近几个高地的安危。正因为这样，敌人盯上了这里，李承晚军步兵第一师的尖刀连，被专门抽出来充当突击队。
上级把坚守洞子山一线的任务，交给了苏文俊所在的一连。班长带班守关键点，这在当时并不罕见，但能不能守得住，就全凭真本事了。
敌人来进攻时，往往不是轰一顿就冲上来，而是先用美军飞机、坦克、重炮把前沿阵地撕开，再派步兵摸上来“清理”。当时，4架美军飞机在阵地上空盘旋轰炸，3辆坦克的炮口也对准了志愿军2班据守的阵地，洞子山一线被炸得土石翻飞。遗憾的是，这种火力差距，在志愿军战士眼里已经习以为常，只不过又一个难熬的日子。
烟尘未散，地面攻击就跟上来了。敌军尖刀连的几股小分队，趁着爆炸后的空隙，开始悄悄往前爬，试图避开火力点，从侧后突破。对方指挥官站在后方，用望远镜观察阵地情况，想抓住志愿军换班或调整火力的空档，一口气把洞子山攻下来。
就这时候，一件“看着有点诡异”的事发生了。
二、10秒钟解决8个人的战壕
1952年1月的一个清晨，洞子山阵地上炮声渐弱，硝烟却仍缠绕在壕沟上方。苏文俊在战壕里不断观察，心里很清楚，炮火一停，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。战壕这玩意儿，守好了是生命线，失手了就成了敌人顺势推进的通道。
不一会儿，他发现对面山坡上有几抹黑影紧贴着地面移动。敌人很有经验，利用地形一点点往前挪，尽量减少暴露。距离拉近后，大约有8名韩军士兵突然猫腰冲刺，一头扎进战壕边缘的死角。按常理说，这种情况下，战壕里的守军要么被打个措手不及，要么陷入短兵相接的混战。
然而，敌军指挥官通过望远镜看到的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幕：那8个人刚跳进战壕，几乎没掀起什么动静，紧接着，战壕这边猛地出现一个浑身带血的身影——苏文俊。他手里握着刺刀，整个人像从泥土里蹦出来一样，朝着敌方阵地方向冲了过去。
敌军指挥官心里一沉：这说明战壕里不是乱成一团，而是有人捏住了主动权。事实确实如此。那8名韩军刚跳进来时，苏文俊的冲锋枪还在手里，先是一梭子子弹扫倒5个人，剩下3个距离他不过三米。这个距离已经近得来不及再上膛，他干脆把枪往战壕一靠，抄起刺刀就迎上去。
战壕空间很窄，双方闪躲余地有限，胆子谁大谁就占先手。在这样几乎面对面贴上的距离里，犹豫一秒就是生死差别。苏文俊没有后退，反而抢一步压上去，短短几秒，两个敌兵被刺倒，最后一个见势不妙想翻身往外爬，被他从后面追上，一个绊腿摔倒在战壕底，再补上一刀，彻底失去反抗。
整个过程不过十秒左右，敌人从跳入战壕到被解决，几乎没能形成合围。远处的韩军看到这一幕，自然不敢再贸然凑近，躲在掩体后面迟疑不前。这一段近身搏杀，有点像教科书式的案例：利用地形，先用短点射压制，多余的留给刺刀解决。不得不说，对一个二十二岁的班长来说，这样的冷静和果断，并不多见。
这一回合打完，他所在的阵地暂时稳住了。可是，对方毕竟有飞机、坦克，还有后续部队，洞子山这一场争夺战，远没到结束的时候。
夜幕降临后，阵地恢复了短暂的安静。志愿军这边伤亡不小，火力点也有损毁，很多地方得临时补救。苏文俊腿部、手臂多处负伤，走路有些跛，但他还在战壕里来回摸排，把手榴弹几颗一捆、分散摆在关键位置，像下棋一样把各个拐弯处布置妥当。
那一夜气温很低，山风顺着壕沟灌进来，人还没睡，身子就凉透了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远处又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静，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规律。老兵的耳朵很敏感，苏文俊一听就知道，不是野狗乱跑，是人拖着武器慢慢往前挪。
他压低身体，摸到准备好的手榴弹，心里大致估计了一下距离。等到对面黑影接近到一定范围，他先扔出一枚，紧跟着又甩出好几颗。爆炸声在夜色中炸开，碎石和泥土混着惨叫声飞起。韩军原本想趁着夜色接近阵地边缘，被这一连串手榴弹打乱了阵脚，只能暂时后退。
趁着对方混乱，他端起冲锋枪，换上弹匣，朝敌人聚集的方向扫射，子弹一串串压过去，逼得敌人趴在地上动弹不得。洞子山阵地一时之间又冒出火舌，黑夜里显得格外刺眼。
有意思的是，为了让对手搞不清楚守军力量，苏文俊不断换位置。一会儿跑到战壕左边开火，一会儿又回右边扔手榴弹，动作频繁，却尽量控制脚步声不被听出。对面听到的只是忽左忽右的枪响，很难判断这里到底有多少人，是不是还有预备队顶上。
这一夜打到后半夜，韩军始终没能摸清情况，只好暂时撤回一点，为第二天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。洞子山阵地勉强挺住了，但损失同样不小，多名战士倒在壕沟边上，有的连名字都来不及记下。
三、“抓活的”的命令与三人包围
洞子山一战进入到1952年1月的第二天清晨，局势变得更加严峻。上一天的反复冲杀，志愿军一个班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。到了第二轮进攻开始时，坚守前沿的那个班，几乎只剩下苏文俊一个人还勉强站得起来。
敌人显然受了刺激。李承晚军第一师师长前一天的进攻受挫，脸面挂不住，按当时的记载，他在后方训斥手下时话说得很重，大意就是“精锐部队一个连拿不下一班的阵地，是耻辱”，并要他们用鲜血洗刷。这种话在士兵耳朵里听着刺耳，却也反映出上层已经下了死命令：洞子山必须拿下。
于是，新一轮进攻规模明显扩大，一个整装连在美军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压了上来。炮火再次覆盖阵地前沿，山坡被炸得坑坑洼洼，原本勉强修好的工事又被掀翻。志愿军这边，能用的火器越来越少，能扛枪的人也越打越少。
等到烟尘稍散，敌步兵开始爬上来时，前沿阵地上实际还在抵抗的，只剩下那名班长。此前的战斗中，他已有五处受伤，身上衣服被血水、泥土黏成一片，摸摸身边，弹匣空了，子弹用尽。
这种情况，对常人来说几乎意味着结局已经注定。但在当时的战场上，很多志愿军战士心里有一条很硬的底线：宁死不当俘虏。苏文俊也不例外。他把已经无法再射击的冲锋枪放到一边，重新拔出那把陪他打了多次近战的刺刀。刀锋已经有些卷刃，却仍然是手边最可靠的武器。
就在这时候，他隐约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笑声，带着一点兴奋和轻蔑。是韩语，语调很高：“抓活的！”短短三个字，透露出的意思很直接——对方打算留他一命，把他当战利品。
试想一下，一个孤身负伤的班长，面对的是端着枪、背后还有坦克掩护的整连敌军。他如果此刻举手投降，可能真能保住性命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这种做法不光难以被战友接受，他自己恐怕也咽不下这口气。
“你们这些家伙，想抓活的？”据战后回忆，当时他在战壕里低声骂了一句，声音不高，却咬得很重。随后，他并没有等敌人完全围上来，而是主动从掩体后跃出，朝着最近的一股敌兵扑去。
面对冲上来的身影，前排几名韩军明显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对方居然在形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还敢反冲。犹豫的一瞬间，苏文俊已经贴上去，刺刀一个横挑，捣向第一名敌兵的胸腹，再接着顺势一转，撞上第二人。近身搏杀时，枪反而碍手，刺刀和刺刀，对在一起就是硬碰硬。
左侧的敌兵试图抬枪格挡，被他借势一撞，身体失去平衡，倒在战壕边缘。右边那名想后退抽身，却被他追上一脚绊倒，等对方摔倒的瞬间，刺刀已经压了下去。这个短促的冲击里，前排几个人几乎没来得及展开阵型，就被打乱。
不过，以一人之力再怎么猛，也不可能长期压制整连部队。连续突刺之后，他感觉刀刃明显钝了，刺入阻力变大，动作也不再那么利落。见势不对，他迅速往第二道战壕退，打算利用地形再拖一阵，把敌人进一步引进来，给后方抢时间。
刚跳出原来的战壕不远，他就被三名韩军从侧翼绕上来，卡在一个相对开阔的空地上。对方看清他身上的军装，知道这是个狠角色，其中一个身材高大、神情狰狞的敌军军官举枪指着他，用韩语喝道：“投降，你跑不了的！”
战场上这种场景并不少见，有时敌人出于“留个口供”的考虑，确实会尝试抓俘虏。可对于很多志愿军来说，“被抓活”反而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结局。苏文俊当时的回答，按照流传下来的说法，大意就是：“宁可死在这儿，绝不当俘虏。”语气坚决，不带商量。
敌军军官脸一沉，挥手示意同伴包抄。从位置看，这三个人呈品字形把他夹在中间，试图从不同角度同时压上来，利用人数优势拖住他。但近身搏斗跟集群射击不同，人多未必一定有利，尤其是在伤员仍然保持着攻击欲望的情况下。
苏文俊没有等三人全部靠近，而是先抢一个方向下手。他突然向左侧敌兵猛扑，刺刀直刺对方胸口。那人没想到他还敢主动出击，下意识地往后缩，却反被刺刀追身捅中，身体一软倒下。动作完成后，他顺势把尸体往前一推，当作临时掩体，挡住了另一个方向的视线。
剩下的两人反应过来，一人抽枪瞄准，他迅速向侧面滚开，避开正面射击，趁着对方调整枪口的空隙，再次逼近。短短几个呼吸间，第二名敌兵也在近身扭打中被撂倒。最后那名敌兵见势不妙，心里明显发虚，有后退的动作，他眼睛一冷，咬牙顶上去，用尽力气把刺刀捅出，把这场三人包围在几秒钟内硬生生扭转过来。
从“抓活的”命令发出，到这三名韩军倒下，时间并不长，但对当事人来说，每一秒都拉得很长。这一系列动作完成时，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只能靠意志支撑。就在这时，后方的援军终于赶到，看到前沿一带还有人在动，纷纷冲上来接应。
战友们跑近时，发现他整个人靠在土坡上，满身是血，胸口剧烈起伏。有人顺口问了一句：“还能动不？”他只是勉强笑了一下，说了句“没事”，便不再多讲。加上之前战斗中用刺刀解决的那几名敌兵，统计下来，这一仗他单凭刺刀，就刺杀了11名敌军。这种数字，放在以火力对比为主的阵地战中，确实显得格外醒目。
四、一等功后的另一种选择
洞子山一战结束后，部队总结战况时，把这一串近战细节记录下来，并上报。志愿军内部对这种在极端不利情况下坚持到底的表现，一直很看重。苏文俊因此荣立一等功，被授予“拼刺杀敌二级战斗英雄”的称号。他使用过的那把刺刀后来被集中保存，成为朝鲜战争纪念馆中展出的实物之一。
1953年，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。10月1日，新中国第四个国庆节举行时，许多在前线立下战功的官兵被请到北京观礼。苏文俊作为战斗英雄代表之一，站上了天安门城楼。对他来说，这种场合既是荣誉，也是一个分水岭——从战场往和平年代过渡，很多战士都面临新的选择。
有关部门曾考虑让他去军校深造，毕竟战斗经验丰富，又年轻，有条件成长为一名指挥员。但由于身体伤病较重，加上长期前线作战留下的后遗症，最终体检不过关，进修的机会只能放弃。这一点，说起来难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，却也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：不是每一位英雄，都能顺利走上更高的平台。
退出现役后，他被安排到条件颇为艰苦的河北井陉矿区工作。当年煤矿生产环境恶劣，井下作业危险性很高，但不少复员军人都去了这种地方。一方面是国家需要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对艰苦环境有一定适应能力，也比较能受得住寂寞。
苏文俊在井陉一待，就是二十八年。其间身体情况越来越差，先前留下的伤病在高强度劳动和潮湿矿井环境的双重影响下，愈发明显。等到实在无力再下井时，组织上安排他转到保卫科，做起了门卫之类的工作，算是减轻劳动强度，让他能在相对稳定的岗位上度过后半生。
有人可能会好奇：曾经在洞子山战壕里以一敌众、刺杀十一名敌军的英雄，后来守在单位大门口查证件，会不会觉得落差很大？从流传下来的回忆片段看，他对自己的安排并没有太多抱怨，更多的是一种“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”的朴素态度。这种心态，说到底，与他当年的战场选择是一脉相承的。
今天，在朝鲜战争纪念馆里，那把见证过洞子山血战的刺刀，被安静地陈列在玻璃展柜中。刀身上的痕迹已经被仔细清理，但仍能看出当年的磨损。对于参观者而言，这只是一件冷冰冰的展品；对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，它背后连着的是一个二十二岁班长，在子弹打光、满身是伤的情况下，面对“抓活的”呼喊做出的回答。
不可忽视的一点是，苏文俊只是众多志愿军战士中的一个代表。无论是铁原那样的“血肉磨盘”，还是洞子山这样的关键阵地，类似的遭遇在各个连队、各个班组中都出现过。很多名字没有被广泛传播，很多人的故事也没有被画进连环画或载入史册，但他们在战场上作出的选择，构成了那段战争记忆的主体。
洞子山阵地的烟尘早已散尽，当时那些短促而激烈的搏杀，只能通过档案、回忆录、实物展品一点点拼出来。苏文俊打光子弹后与三名韩军周旋、刺刀变钝仍不后退的片段，也只是其中一块。它之所以被特别记下，大概是因为，这样的瞬间恰好集中体现了志愿军在那场战争中的一个共通特质：在绝境里不轻易认输，在压力面前把“当兵就要有个样”坚持到最后一刻。
从十五岁参军到二十多岁负伤退伍，从洞子山前沿阵地到井陉矿区井口，再到单位大门口的保卫岗，这条路看似平淡，细想却很完整。战时拼刺刀守阵地，和平年代守矿井、守大门，本质上都是在既定岗位上，把手里的事干到底。这种类型的经历，在新中国早期许多老兵身上都能看到，只是每个人的细节不同。
在这一层意义上，那一年洞子山阵地上回荡的那句“抓活的”，与战壕里传出的回击，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喊话交锋，而是凝固成一个时代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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